“碳管理”：雄心勃勃氣候政策的機遇與風險

 

通過對術語的明確區分和對各自方法所扮演的氣候政策角色的澄清，“碳管理”倡議可以討論在凈零排放年必須減少多少排放，以及到那時需要什么樣的捕集、封存、利用和移除能力。這場政治上令人不安的辯論應該在德國和歐洲層面展開。凈零排放年前后的殘余排放量越多，需要的移除能力就越大，實現德國和歐洲氣候法中規定的凈負排放目標就越困難。

首先，柏林和布魯塞爾正在進行的戰略制定和定位過程——在政府、行業協會、非政府組織和公司——應致力于確立概念上的清晰度。“碳管理”的三個方面中哪一個正在被處理，哪一個二氧化碳來源（化石、生物源或直接來自環境空氣）正在被提及？此外，至關重要的是要澄清使用“碳管理”方法的目的是什么：是減少或延遲難以減少的排放，還是抵消殘余排放？到目前為止，關于CCS的沖突辯論表明，特定“碳管理”方法在氣候政策中的預期作用不僅會影響關鍵的監管細節，還會影響其政治可行性和公眾接受程度。

其次，在中期需要一個平臺來開發“碳管理”應用的分類。關于什么是“碳管理”的“合法”使用，我們才剛剛開始有爭議的討論。早期發展一種治理機制，這種機制本身不把管理各種方法作為目的，而是把它們與減少難以減排和殘余排放的目標聯系起來，可以幫助避免在必要的捕集、運輸和封存基礎設施上出現兩極分化的辯論。此外，這樣一個平臺將提供一個機會，啟動一個早期治理框架，以實現2050年以后溫室氣體凈負排放。最終，必須有激勵措施來進一步減少殘余排放，并在凈零排放年之后擴大清除能力。

第三，“碳管理”方法對于實現凈零排放目標是必要的。然而，它們不能取代傳統的大幅減排。相反，它們代表了實現歐盟和德國氣候目標的額外挑戰。如何在氣候政策和其他領域（如工業和農業政策）的界面上解決殘余排放問題，將面臨艱難的政治斗爭。朝這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是建立目標設計，其中還包括明確的最低減排目標，以及分別到2045年和2050年在中間步驟中增加二氧化碳移除量的目標。

即將到來的歐盟2040年氣候目標的政治談判和德國氣候變化法案的預期修訂是“碳管理”政策基本取向的關鍵干預點。重要的是，這些方法的組合不能以破壞從化石燃料轉向的方式發展。一項雄心勃勃的氣候政策應該戰略性地使用“碳管理”方法來克服現有的技術鎖定，打破政治惰性和路徑依賴，并在工業試驗和氣候政策的界面上觸發創新，從而幫助最大限度地減少和平衡凈零年的殘余排放。

 

原文翻譯：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CCUS部 馬湘山

 

原文作者：Felix Schenuit, Miranda Böttcher, Oliver Ge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