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管理”：雄心勃勃氣候政策的機遇與風險

 

在制定“碳管理”戰略和未來立法程序的眾多正在進行的進程的背景下，雄心勃勃的氣候行動既有機遇，也有風險。

機遇主要在于，“碳管理”可以將自身確立為形成工業政策與氣候政策之間界面的重要途徑。減排、環境保護、能源供應安全、經濟增長和彈性供應鏈等各種部分相互競爭的政策目標可以同時進行談判。因此，“碳管理”政策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平臺，允許政治緊張局勢和新出現的分配沖突發揮作用，并促進對協同效應的共識。同樣，這也適用于農業和氣候政策之間的相互關系，在關于殘余排放的辯論過程中，這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和有爭議（SWP第40/2022號評論）。

此外，積極處理“碳管理”問題可能是建立新新型國際合作的第一步。除了技術開發和新市場的創建，積極的“碳管理”政策也為歐盟和德國提供了制定基準和標準的機會——例如，通過對二氧化碳移除方法的認證，或通過在歐盟層面的《凈零工業法案》中建立二氧化碳注入能力目標。此外，多邊談判——例如在《巴黎協定》第6條國際合作框架內，或七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形式——為加強合作提供了論壇。國際合作也是一個相關的方面，因為它使人們能夠就“碳管理”的不同戰略作用進行交流。在擁有大量燃煤電廠（在某些情況下還在不斷增長）或煤炭、天然氣或石油出口量高的國家，CCS和CCU主要被視為確保化石燃料商業模式的一種選擇：一種通常被視為破壞《巴黎協定》氣候目標的戰略。

與此同時，“碳管理”的所有三個要素都可能帶來“鎖定”化石基礎設施的風險（例如，繼續使用天然氣或藍氫），并降低遠離化石燃料的壓力水平。具體來說，隨著二氧化碳價格的上漲，氣候政策面臨的挑戰是，企業有動力實施CCS或CCU方法，而不是追求傳統的減排。類似的情況也適用于二氧化碳的移除：未來能夠通過移除二氧化碳來抵消殘余排放的前景可能會降低減排的雄心。在歐洲和德國的相關戰略文件中，一再強調將常規減排列為優先事項，這也是政治辯論的核心內容。然而，從長遠來看，這種優先次序如何在立法中得到反映和編纂成典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清楚的。

與此同時，由于政治上的限制和缺乏政治或制度上的可行性，也存在“碳管理”方法不能迅速推廣的風險。然而，根據目前的知識，如果不發展適當的“碳管理”能力，即使有雄心勃勃的傳統減排，凈零目標也將無法實現。全球和歐洲的評價指出，迄今為止實現的CCS能力與未來必要的增長率之間存在很大差距。在碳移除方面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雖然林業部門已經實現了移除，但既不存在監管先決條件，也不存在對擴大CDR能力的創新的支持。

如果這兩種風險——傳統減排的雄心被削弱，以及對擴大“碳管理”的過度樂觀的希望——顯現出來，它們將有可能嚴重危及氣候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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