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隨著中國經濟對能源消費的依賴度逐漸減低,能源結構逐步呈現出清潔化、低碳化特征,
碳減排的關注重點由能源強度控制逐步轉向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我國
碳排放也將步入總量趨于平穩、減排潛力有待進一步挖掘、規制手段亟待創新的減排新階段?！ ?/div>
國際氣候治理
話語權發生轉變
溫室氣體控制的相關概念和要求最初由國際協商機制確定,《京都議定書》以國際公約形式明確了發達國家的法定減排義務,推動全球碳減排開啟了一個良性合作階段,各類行政約束和市場化
履約機制不斷建立和完善。在哥本哈根
會議后,發達國家對碳減排的訴求重心逐漸由環境保護合作轉向復雜的國際氣候博弈,這對中國氣候治理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是發達國家自身對碳減排的態度由積極斡旋轉向瞻前顧后。歐盟作為全球碳減排早期的主要領導者,對推動《京都議定書》生效起到了關鍵作用,建立了全球最成熟的
碳交易市場EU ETS。但在2009年歐債危機后,歐盟逐步由自主行動的領導者轉向積極參與的協調人。美國對碳減排的態度幾經波折,先后拒絕簽訂《京都議定書》和退出《巴黎協定》,因美國政府的態度反復,當年極有代表性的自愿減排
碳交易市場——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CCX)遭受重大挫折。二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由“共同但有區別”原則轉向新興經濟體應承擔更多減排義務?！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事實上為發展中國家納入全球碳減排體系,并從中謀求資金和技術支持提供了重要發展機遇。然而,2009年后無論是歐盟的EU ETS第三階段中將
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支持轉向最不發達國家,還是美國主導的“傘型集團”的消極合作態度,乃至巴黎氣候大會上的“雄心壯志聯盟”,都對中印等有碳減排需求的新興經濟體施加了巨大壓力,美國醞釀的碳關稅更是將碳減排作為推動貿易保護主義和新型
綠色貿易壁壘的借口和重要手段。三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從防御式參與者逐漸成長為負責任、有擔當的引領者。哥本哈根會議前,中國更多地依托
CDM項目市場參與國際減排行動,維護發展權益。哥本哈根會議及巴黎會議上,中國政府先后作出了2020年、2030年的碳強度減排和總量達峰承諾。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定位是成為“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這意味著在新時代我國碳減排將積極地貢獻中國方案和展現大國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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