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偉珉：從不被理解的“空氣買賣”到加速發展的碳市場

 

南方周末：2012年之后，CDM項目突然沒有了聲音，當時發生了什么事情？

 

唐偉珉：《京東議定書》第一承諾期于2012年結束，后續的全球談判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CDM項目失去了共同的法律基礎。而繼續運作的歐盟碳市場（EU-ETS）僅接受來自于“最不發達國家”的CDM項目所產生的減排量，不再接受來自包括中國、印度等國家的項目。因為沒有了最大的買方市場，2013年之后中國參與到國際碳市場交易里的CDM項目就迅速減少了。

 

南方周末：CDM項目區域性的暫停，對中國的低碳發展有什么影響？

 

唐偉珉：從碳市場發展的角度，國際社會在資金、技術和人才等方面對我國的低碳事業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不完全統計，CDM項目在中國的開展期間大約帶來了超過1000億元的資金。當時在歐盟資助的各種培訓會議上，能夠看到很多活躍的買方和研究機構進行交流，這為國內碳市場的建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CDM項目在中國的退出，從某種程度上加快了國內碳市場建立的腳步。CCER機制能夠迅速推出，也是基于多年來對國際碳市場運作規則的了解和掌握。

 

南方周末：2012年之后，CCER國家核證自愿減排機制開始啟動，CCER與CDM有哪些區別和聯系？

 

唐偉珉：國內CCER碳市場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借鑒了CDM的機制和方法學，兩者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所應用的市場。CDM是國際化的靈活履約機制，把在發展中國家產生的自愿減排量拿到國際碳市場銷售，用于發達國家的碳抵消和履約。CCER設計的初衷，是用于中國自身碳市場的抵消和履約，在市場架構方面針對國內情況做了一些調整和創新性設計。從2013年開始，國內的七個地區開始先后進行試點碳市場的建設和交易。

 

南方周末：2017年，CCER暫停新項目的備案和簽發，當時的背景是什么？你怎么看待CCER未來發展？

 

唐偉珉：2012年我國開始逐步建立CCER的流程，隨后開始對各種新能源和節能減排等項目進行審批。相對于國際規則，早期的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的規則相對寬松，CCER項目呈現放量增長。兩年后，CCER項目開始在北京、上海幾個試點的碳市場交易，為了避免對規模較小的試點碳市場造成沖擊，用做抵消的項目在類別、開工年份、來源區域、抵消比例等方面都進行了各種嚴格限制。即便如此，仍有越來越多的項目被備案和簽發出來，造成了整個碳市場上CCER項目供大于求的現象。鑒于此，CCER新項目的備案和簽發在2017年被按下暫停鍵，而市場上仍有數千萬噸已經簽發的項目在流通。CCER對于建設健康有活力的碳市場非常重要，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和從業人員都在呼吁盡早重啟CCER，目的也是為了建立健全多層次的碳市場節能減排激勵機制。截至2021年年底，我國現有的9個交易機構累計交易4.43億噸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金額超過40億元，單價只有10元/噸。相比全國碳市場配額價格約為50元/噸，中國注冊CDM項目產生的減排量價格為100元/噸，我國自愿碳交易市場仍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