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構建清晰化的碳排放總量年度目標

 

在2020年12月12日氣候雄心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在“30·60”碳目標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幾項總量指標：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這些分別對應著碳排放強度、碳匯和新能源發展。

 

以上總量目標非常重要，因為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工作中，需要很多微觀的數量化指標和數據基礎，但確定微觀數量化指標的前提就是要有總量目標：有了總量目標，才能清晰化分解出微觀目標?？偭磕繕诉€關系著“30·60”碳目標的工作進程安排，工作進程需要均衡，既不能過于前松后緊，也不能過于前緊后松。此外，碳目標實現需要依靠激勵機制，并不是下達了目標任務就一定能落實為成果，而激勵機制也要在總量目標清晰的基礎上才能被計算、設置和完善。一些國家在碳排放的總量控制規劃上已經給出清晰的數量目標，中國也需要在總量目標上作出更為透明、可讀的計量，才能有助于社會各方理解并落實為行動。

 

削減碳排放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分別作用于促進供求平衡的兩端。一種是限制現有的碳排放，類似于過去糧食供給不足時，居民靠的是糧票配額，也就是壓需求；另一種是投資于供給方，形成低碳或零碳新能源供給來達到平衡。我個人認為，今后幾十年，實現碳排放目標會主要依靠這種投資，要通過大量投資促進新能源供給和提升節能、低碳的使用。

 

既然需要投資，就需要計算未來的回報。公共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要求回報，但公共財政資金通常比較緊張，因而要大力促進民間投資，也就必須要明確計算投資的未來回報，這就需要未來每年碳排放的總量數據更加清晰，畢竟很多微觀數據指標的計算就取決于總量目標。此外，在實現碳目標方面我們未來的投資規模需要有多大，還應該對應于每一年GDP，即每一年GDP中需要多大比例來投資于應對氣候變化。

 

對投資的激勵可以有兩個來源。一個是通過配額交易或者碳稅來獲取并體現回報，也就是說碳排放多的主體應該交出一部分資金來支持減排投資；另一個是通過一般性的動員把投資引導到這個方向來，沒有額外的政策補償。我個人認為，未來大部分投資激勵應該來自于第一種方式。因此，我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使碳排放過多的行為，特別是重點行業、企業，通過碳配額交易或碳稅來承擔責任并支持大規模的減排投資，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而這一均衡價格只能在總量目標之下平衡出來。目前，我國碳交易市場還不夠統一，存在分割，各市場碳價格不一致，也給定價帶來很多問題。因此，要實現碳價格一致，既要總量目標清晰，也需要各個碳市場實現聯通和統一。

 

在推進碳排放配額交易和碳稅的過程中會出現成本轉嫁現象，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多消耗排碳能源就必須多承擔代價，就是要通過這種轉嫁來實現資源配置的轉變，才會有更多的新資金投資于減排和綠色金融領域。不過，轉嫁過多也可能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國內居民可能會有意見。成本轉嫁問題的關鍵在于轉嫁多少合適，這涉及到總量碳目標、通脹目標等多目標之間的權衡，但是不允許轉嫁是不對的，不能把這種轉嫁當作缺點。

 

未來的減排任務有一部分要依靠公共投資，而公共投資的結構是一種資源配置，因為這部分公共投資如果不是用于碳減排，可以被用于提供包括醫療、社保等公共品和福利。既然涉及資源配置，就需要在數量上明確公共投資多目標與預期要實現的目標之間有無缺口，有多大缺口，從而校正財政和其它公共政策，并規劃出公共投資與民間投資的比例關系。

 

前面提到，習近平主席在國際上作出的碳減排承諾體現了我國的一個重要轉變，而要實現這個轉變很不容易。事實上，在若干年之前，國內對于碳排放的主流觀點是強調不能因碳減排而影響發展，與其相關的定量方面的論點主要強調的是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只說強度，強調碳排放強度應該與GDP增速相關聯，這意味著如果中國GDP增長快，那么排放就可以多一些。

 

第二，強調均值，也就是人均排放的概念。中國人口眾多，人均排放量與西方國家相比還不是很多，也就有更大的排放余地。

 

第三，強調累計，也就是歷史累計碳排放量。西方國家工業化進程開啟得很早，歷史上已排放了很多，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也還有較大的排放空間。

 

這些說法實際上都傾向于抵制減排。溫和一點講，它與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實際上存在矛盾。因為到2060年要實現碳中和，無論你的經濟增長快還是慢，人口數量多還是少，累計排放規模大還是小，都要求達到凈零排放。因此，在實踐操作中，迫切需要碳排放總量目標的更加清晰化，這就要求各有關部門認真體會、實現轉變和緊跟步伐，來為實現碳目標打下堅實基礎，作好數量型行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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