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煤炭工業應用水平，增強雙碳工作可持續性

進入2022年以來，我國煤炭行業政策頻頻調整。最新的動態是4月20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指出，要通力合作優化煤炭企業生產、項目建設等核準審批政策，落實地方穩產保供責任，充分釋放先進產能。通過核增產能、擴產、新投產等，今年新增煤炭產能3億噸。5月4日人民銀行又傳達消息，經國務院批準，人民銀行增加1000億元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額度，專門用于支持煤炭開發使用和增強煤炭儲備能力，增加的1000億元額度將充分發揮再貸款結構工具的定向直達、低成本優勢，支持煤炭企業技術改造與綠色轉型發展。加上去年11月份確定的此種專項貸款2000億元，總額度增至3000億元?？傮w看來，關于整個對煤炭產業的調整幅度和力度都非常大，而且政策非常密集。

 

回顧而言，本次的政策調整自去年9月份就開始。彼時，煤炭價格受供需兩方面因素影響，創造歷史新高。在供應側，受煤炭去產能、煤礦安全生產執法和主要產煤地區治理涉煤腐敗等多重因素疊加影響，煤炭生產增長乏力。在需求側極端氣候導致的新能源出力不足、出口需求強勁等因素推高了電力以及相應的煤炭需求。

 

高企的煤價不僅蠶食了電力生產行業的利潤，更與電價市場化不足一起，導致一些火電企業出力不足，加劇了電力供應緊張的局面。再加上能耗“雙控”等多種因素疊加，導致全國部分地方出現有序限電，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工業生產，甚至居民生活。

 

2021年我國多地經歷的煤電雙重緊張，以及最近半年多以來國際能源市場的大幅震蕩，進一步凸顯了能源安全的重要。而“富煤，缺油，少氣”的國情，意味著煤炭在我國能源安全穩定供應中“壓艙石”的作用在短期仍然不可動搖。

 

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煤炭在我國能源安全中的重要性，以及有序推進煤炭消費替代升級的必要性，呼吁國家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此次會議還放寬了能源消費上限，將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和原材料能源排除在外。

 

煤炭產能的限制政策也被逆轉。自去年9月份以來，我國已核增煤炭產能2.2億噸左右，并增加應急產能約1億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21年中國煤炭消費量增長4.7%，達到40.7億噸的歷史新高。此次，國務院再“出手”，明確新增3億噸煤炭產能。

 

雖然國際社會擔心我國的煤炭政策調整影響雙碳目標的實現，但是，這種調整不僅不是對雙碳目標的動搖，而且是和雙碳的實施一脈相承。

 

對短期脫碳行動計劃適時動態調整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必然要求。我國仍處在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歷史階段，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在此條件下，實現碳中和還沒有先例。因此，還有必要摸著石頭過河，積極探索實現雙碳目標的路徑。

 

對短期的脫碳行動計劃適時動態調整也是理性的選擇。謹慎探索必然要求根據內、外部環境，及時對脫碳路徑做出調整。2021 年末的能源價格飆升和動蕩，以及烏克蘭持續的危機，已經使得不少國家重新規劃了能源轉型路線圖。例如，能源轉型的先驅德國正在重新考慮煤炭和核電的未來，以減少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如果過快地推進去煤化、去煤電化，加劇對進口油氣的依賴，則可能更大程度地暴露于動蕩的國際能源市場，影響能源安全，不利于雙碳的可持續推進。

 

我國政府更加謹慎的雙碳行動方案不是對雙碳目標的調整。脫碳方面謹慎而穩健的做法，更符合可持續脫碳的需要。以退為進，動態調整，理性務實的減碳方案比“運動式”減碳更具可持續性、更能行穩致遠。

 

（施訓鵬系悉尼科技大學教授、碳排放權交易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和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國際能源轉型學會理事長；楊木易系歐洲能源智庫Ember資深電力政策分析師，國際能源轉型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