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信托公司的機遇與挑戰

 

對綠色基礎資產的認定難度較高。資產證券化業務中對基礎資產的認定核心是具有穩定的現金流。在綠色資產證券化業務中，除了要滿足監管機構對于募集資金用于綠色項目等使用要求，還需滿足傳統業務對現金流穩定性要求。但碳中和ABN等綠色資產證券化業務尚處于探索階段，基礎資產現金流的穩定性缺少歷史數據支撐。例如，涉及可再生能源補貼款的基礎資產，由于現金流來源于國家補貼，需要經歷漫長的申請、審批、劃撥流程，現金流回收的時效性與確定性較低。一般由發電企業向所在地主管部門提出申請之后，由財政部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組織審核，對補助資金進行清算，將補貼收益撥付到省級財政部門，最終通過電網企業劃撥給發電企業。因此在做此類綠色資產證券化業務時，需要結合各地財政進行補貼款劃撥的效率，充分考慮基礎資產現金流回款的歷史表現，一定程度上為基礎資產認定設定了障礙。

 

持有綠色基礎資產的融資主體較分散，融資成本分攤及稅前扣除存在障礙。絕大部分發起機構為企業的總部或集團內指定主體，但持有基礎資產的主體，一般為下屬項目公司。因此在發行過程中，需要項目公司將基礎資產通過資產轉讓的方式歸集到發起機構，并以發起機構的名義發行資產證券化產品進行融資。但發行成功后，募集資金需統籌后劃撥回各項目公司使用。以可再生能源補貼款作為基礎資產的項目為例，項目公司將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資金應收賬款轉讓給發起機構；通過委托信托公司設立信托計劃發行資產證券化票據募集到的資金再劃撥至對應的項目公司。這種模式下，實際承擔融資成本的應該是各項目公司，但由于融資主體是指定主體，融資成本只能計入指定主體，即由指定主體承擔了融資成本；并且在歸集基礎資產至發行主體、發行主體將基礎資產轉讓至信托計劃的過程中，可能會由于存在轉讓價差而產生稅負，最終導致融資成本無法與實際用款主體匹配、融資鏈條產生額外稅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