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以身作則保護自然的五條路徑

我們正在擺脫幾十年來“先發展，后治理”的觀念，這種觀念帶來了發展紅利，同時也掩蓋了大量社會和環境問題。2020 年，這種發展模式迎頭遭遇全球范圍的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加劇和沖突戰亂的現實。在貧困國家和貧困社區，那些從發展中獲益甚少的人群最先體驗到這種模式的嚴重缺陷。 

 

自然資本——大自然的恩賜——是貧困人口的財富，其退化和損失是他們背負的負擔。到2030年，自然資源退化可能導致最貧困國家每年損失其GDP的10%。棲息地破壞和環境污染造成的授粉媒介喪失將影響75%的糧食作物，降低生產力，加劇糧食短缺，造成糧價上漲。這可不是遙遠未來的風險，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已危在旦夕。 

 

但是，過去并不是序幕。自然不再處于發展議程的邊緣，而是放在核心位置，這是最近一屆聯合國大會、第27屆氣候變化大會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COP15）的承諾所反映出的情況。事實上，COP15通過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闡明了一項全球性計劃，旨在保護自然并確保其能夠在幫助減少碳排放的同時成為拉動就業與增長的長期引擎。 

 

以下是我們計劃支持各國和社區將這一承諾轉化為影響力的五條路徑： 

 

投資于數據和分析。理解和衡量自然的價值是根本。將自然資本納入公共和私營部門的資產負債表至關重要，這樣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例如，烏干達擁有非洲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森林，是其自然旅游業的支柱。然而，這些森林正在以每年2.6%的速度消失。據估計，烏干達環境退化的總體成本相當于其GDP的17%。“全球可持續性計劃”使烏干達和另外27個國家能夠開發數據和工具，用于衡量自然資源對經濟的貢獻，在決策中加以考慮。 

 

擴大致力于自然積極型發展的合作伙伴聯盟。投資自然資本需要采取全政府模式，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協同內閣各部和各級政府共同努力，例如“亞馬遜可持續景觀計劃”。但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要取得成功，就要超越政府范疇，需要全社會的行動。世行牽頭的“專項贈款機制”致力于加強土著人群和地方社區（簡稱IPLC）的能力，使之能夠在其社區和國家代表自身利益、實施項目活動和共同擁有自然議程。我們還將繼續與私營部門合作，促進綠色資金流動和投資決策，并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籌集更多資金，也包括繼續與各中央銀行合作以了解其國內金融部門與自然的關系。 

 

超越單純的保護。圍繞《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保護全球30%的陸地和海洋為自然騰出空間的目標上。但我們不能去冒在一個全球停車場里建造生物多樣性孤島的風險。我們在整個陸地和海洋所做的事情都很重要，山海共生。這意味著我們在所有發展部門開展工作時需要優先考慮自然。以農業部門為例，農業是糧食安全的基礎，但極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農業也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源、棲息地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原因。我們的氣候智慧型農業投資計劃等倡議在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同時，實現提高生產力、保障糧食供應和減少排放的三贏。 

 

快速和大規模調動資金。在COP15大會上，討論主要集中在需要的資金量上。我們一致同意需要更多資金，從各個來源籌措。我們在上一財年（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為生物多樣性提供了 28 億美元直接資助，并致力于進一步增加投資，同時也要確保投資不會對自然造成損害。但與資金量同樣重要的是獲得資金的機會，這意味著減少目前的碎片化，確保資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我們致力于消除阻礙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和土著人群從融資中受益的障礙，這意味著創建平臺和計劃，使土著社區能夠成為資金的直接受益者，并確定能夠為他們提供支持的可信賴的中介機構。 

 

不要忘記污染。污染每年導致900萬人過早死亡，其中95%發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但被污染的空氣、水和土壤不僅毒害人民，也破壞教育成果，降低生產力，增加醫療保健成本。對塑料污染的管理缺失，導致漁場上漂浮著塑料廢棄物，牲畜因誤食塑料廢棄物而生病，通過這兩個途徑塑料又進入我們的食物鏈。世界銀行幫助各國治理污染，不僅通過改善廢棄物管理，而且支持向循環經濟和可持續消費與生產模式轉型。 

 

我在2003年加入世界銀行時，自然相關工作是冷門小眾的工作，如今情況不同了。我們更多地懂得了自然資本對于反貧困斗爭的重要性，也相應開展了更多的工作。在過去的20年里，我們建立了將發展、氣候和自然相融合的記錄，我們也建立了獎勵低收入國家主辦和生產公共物品、同時保護其避免不公平地承擔 “公害物”負擔的記錄。我相信，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我們能夠幫助釋放自然之力，使其成為拉動綠色、韌性和包容性發展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