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美國新澤西州的總檢察長馬修·普拉特金站在話筒前，代表該州居民對五家石油和天然氣公司、一家石油貿易協會提起訴訟。理由是“這些公司故意隱瞞了它們對全球變暖的影響”。
普拉特金在一份聲明中說，這些公司早在幾十年前就明白自己的產品正在導致氣候變化。他尖銳地指責這些企業“必須為它們造成的傷害買單”。
對于美國石油貿易協會，他則批評該組織設計的公關活動一直在給公眾“洗腦”，讓他們對石油和天然氣造成的氣候危機表示懷疑。
這樣的事并不只是發生在新澤西，也不僅僅是美國。聯合國環境署統計，2017年有884起“氣候官司”在24個國家被提起，截至2020年，案件數量幾乎翻了一番，在38個國家/地區提交了至少1550起氣候變化案件。
去年這個數字仍在增加，年底已經審結或正在審理的案件達到了1800多起。
而華爾街見聞從哥倫比亞大學薩賓氣候變化中心查詢最新數據發現，2022年已經提交了2607個氣候官司，其中有737個發生在美國之外。
任何對化石燃料行業的支持，正在面臨嚴格的審視。至于那些急于做出
碳中和承諾的公司，也可能因為“漂綠”或不實陳述坐上被告席。
勝利
“氣候官司通常是以氣候變化、全球變暖、全球變化、溫室氣體、溫室氣體和海平面上升等關鍵詞來識別的，對于那些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法律或事實問題，即便沒有使用這些具體的術語，也被包括在內。”華爾街見聞從聯合國環境署的一份報告中看到。
不管是在美國還是歐洲，政府都是氣候變化案件中最常見的被告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法院命令被告為氣候損害支付賠償金，那些“氣候原告”通常希望能通過法律手段來迫使政府追求更雄心勃勃的氣候變化緩解和適應目標。
看起來，在對氣候議題回應最積極的歐洲，勝訴的氣候案件數量也是最多的。
據泰晤士報報道，就在上周，英國商務部部長宣布放棄了對高等法院裁決的上訴計劃，該裁決認為政府達到凈零排放的計劃是不合法的。這位部長的決定意味著政府現在必須在3月前制定一個新的凈零排放戰略。
這鞏固了來自 ClientEarth、地球之友和良好法律項目的環境律師的勝利。這三個非政府組織成功地辯稱，商業、能源和工業戰略部 (BEIS) 未能展示其政策將如何充分遏制排放以實現未來十年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目標。
去年早些時候，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還裁定，政府的減排措施不足以保護子孫后代，侵犯了年輕一代的基本權利。作為回應，當時即將離任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推動通過了新版《國家氣候法》，確定將在2045年實現碳中和目標，比之前計劃的提前了五年。
法國政府則兩次被法院命令履行其氣候承諾。去年7月，法國最高行政法院發布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命令，要求法國政府必須采取“所有必要的額外措施”來實現自己的氣候目標。
世界首個通過司法機關使國家為減排承諾負責的案件則發生在荷蘭。2019年底做出終審判決的荷蘭“Urgenda案”原告是環保組織Urgenda基金會。該基金會將矛頭指向荷蘭政府因為氣候變化應對不力而未能盡到義務。
荷蘭最高法院最終判決政府必須在2020年底以前把
碳排放降低至1990年排放量的75%以下。
一位關注“
綠色”的律界人士告訴華爾街見聞，在歐美，氣候官司已經變成一種治理工具，意義在于推進有約束力的司法命令，并且出臺新的氣候目標、更廣泛的氣候法規，或者改革氣候目標和環境影響評估，推遲或拒絕擬議的項目。
發展中國家的努力
我們的星球繼續在氣候危機中徘徊。正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2020年排放差距報告》中所報告的那樣，盡管二氧化碳排放量因COVID-19而出現短暫下降，但世界仍在走向本世紀3℃的可怕溫升方向發展。
這遠遠超出了《巴黎協定》的目標，即把全球變暖限制在遠低于2℃并追求1.5℃的目標。
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試圖用法律手段施加壓力，發難的對象主要是私營企業。
華爾街見聞注意到，在今年提交的訴訟中，巴西圣保羅州公共部就起訴了一家航空公司，職責該公司在修復起飛/著陸期間造成氣候損害。
厄瓜多爾則起訴一家私營公司石油開采導致的天然氣燃燒，導致了氣候變化以及相關的侵犯居住在運營地點附近的土著人民權利的行為。
印度尼西亞環境部長起訴兩家公司恢復非法采礦活動和森林砍伐造成的氣候破壞。
南非的氣候官司是關于以石油勘探為重點的地震勘測是否會挑戰有關協商、保護、文化和精神生計的權利，同時也強調了對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
去年加勒比地區也出現了第一個涉及氣候問題的違憲訴訟案件。兩名圭亞那公民以化石燃料生產破壞氣候和侵犯權利為由將圭亞那政府告上法庭，希望關停埃克森美孚和其他大型石油公司經營的一個大型海上鉆井項目。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也出現了氣候官司的
案例。中國一家大型石油企業的厄瓜多爾分公司被一群亞馬遜原住民告上法庭。最終法官判決原住民敗訴。
目前還在審理的案件中，非政府組織自然之友研究院也起訴了一家國有能源企業，指責該企業未履行《可再生能源法》規定，在客觀上導致了污染物繼續排放，破壞了生態。
中國路徑
據聯合國環境署的歸類，當下全球氣候官司集中在多個方面，包括了氣候權利、國內執法、公司的責任和義務、氣候披露和“漂綠”行為等。氣候變化案件的訴求主要包括：要求政府采取積極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來應對氣候變化、要求頒布氣候變化立法、要求對高排放項目的許可考慮氣候變化影響等。
根據格蘭瑟姆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發布的《2020年氣候變化訴訟全球趨勢報告》顯示，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的案件中，有58%的案例結果有利于氣候變化行動。
中國業已出現大氣污染環境公益訴訟、碳排放權交易和
碳匯交易訴訟、能源替代訴訟等氣候變化應對的關聯訴訟。
“在2021年關于環境資源審判的意見中，最高法把‘助推能源革命，促進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作為一個獨立的部分提出。最高法通過司法活動推動‘雙碳’目標實現的司法政策，將進一步提高中國各級法院在審理氣候變化案件中的活躍度。”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副教授朱明哲介紹稱。
業內人士指出，后疫情時代對經濟恢復的強烈需求可能會影響部分國家的減排行動，氣候變化訴訟提醒著氣候變化這類更深層次的危機，對實現更高質量的復蘇具有重要作用。
從全球來看，少數成功案例確實是推動氣候行動的重要力量，而域外氣候實踐也可以為中國氣候司法的發展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鑒。
有學界觀點認為，基于中國特殊的法律與政治制度背景，氣候問題的法律應對不僅需要完善氣候立法，還需要將其恰當地融入司法體系之中。
而據朱明哲分析，中國法院處理氣候變化訴訟的方式與中國氣候變化治理的整體思路息息相關。中國的氣候治理依賴于一種發展主義路徑，這決定了氣候問題是一個宏觀經濟和產業問題。中國將制定和實施氣候政策的權力交予管理工業事務的政府部門，并允許它們通過使用宏觀經濟措施改變產業和能源結構，以便實現氣候目標。
“這一發展主義路徑還意味著氣候變化政策將會繼續以規劃、路線圖、行動方案等形式面世，它們屬于不具備法律約束力的宏觀調控政策。雖然行政機關和各級人大有權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規范，但在這一領域真正有約束力的地方立法和行政規范少之又少，目前僅有山西和寧夏制定了地方性法規。”朱明哲解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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