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應該把氣候變化看成一種新的宏觀指標

今年長江流域的旱情非常罕見，從夏季以來，已經持續了70多天。而這類極端天氣情況，也正在從罕見變成常見。去年鄭州水災，也被許多氣象專家視為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從南澇北旱到南旱北澇。

 

這樣的天氣對經濟和生產造成的影響很大。我們在長江下游的上海，經歷了上半年疫情、封城，看到了供應鏈的中斷；到了七、八月份，發現供應鏈又出問題了，這次不是因為疫情（當然后來成都也發生了疫情），而是高溫干旱導致的長江中上游西南地區的水位下降，流域內的水電發電量下降，觸發企業有序用電，后來情況進一步嚴重，有限的電力優先用于對外輸送和保障居民生活用電，除少數企業自備柴油發電等應急措施外，企業大面積停電停產，商業用電嚴格限制，對一些產業供應鏈產業鏈的影響是相當大。

 

這次影響較大的是汽車和新能源產業。今年中國經濟，新能源和電動車是少有的幾個亮點。比如說光伏和動力電池的幾個加工生產環節能耗較高，為了控制能耗，一些光伏企業都往西南、四川這一帶布局，因為當地水電資源豐富。這一次供電突然中斷，就導致當地一些企業的停工停產。

 

再比如說汽車、電動車的供應鏈，甚至還有半導體、化工，這些產業都受到了比較大的影響。它影響到什么程度呢？當時上海市經信委就給四川省發了一封信，在網上流傳了，希望能夠保證企業用電，上海下半年的工業生產的壓力很大，要追回二季度的損失，對上海和對國家的保經濟大盤的意義重大。所以希望相關企業用電要保障，供應鏈相關的廠家生產不要中斷。

 

四川和重慶企業生產因停電中斷大概有十天左右。我今天在準備發言之前，還給四川一位化工行業的企業家朋友打了一個電話問他停電和疫情對他們和園區的生產影響情況。8月份，主要受炎熱、干旱、停電影響，重慶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8.2%，四川同比下降11%。

 

另外一塊受影響的是電力。西南是水電輸出主要地區，各地區和企業紛紛節能降碳，指標考核越來越硬，水電對于用電大戶就顯得尤為重要。今年長江上游幾個支流上的水電站、甚至包括三峽的發電量都明顯下降。長江中下游一些電力輸入省份受到一些影響，有些企業收到停限電的通知，但影響不像長江中上游地區。

 

長江流域的干旱一直延續到現在，對中下游農業生產其實帶來了影響，因為秋糧在中國糧食供應中占比較重，所以現在整個流域用水量基本上管起來，千方百計圍繞保秋糧調配水資源。持續干旱缺水，還會影響到城市的蔬菜供應。我看了發改委發了一個文件，要保障蔬菜供應，這跟炎熱干旱有一定關系。

 

除了對工業和農業的影響，長江流域水位下降，會影響航運，比如說漢口的水位低至一百多年來最低點，很多水道承載航船的噸位明顯要下降，提前結束了長江黃金航運期。更有一些河流的斷流在不斷延長。

 

長江流域生活4億人口，而且是整個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非常密集的地區，對氣候變化與極端天氣風險的敞口是相當廣的。所以從長期來看，氣候變化對企業、對生產、對經濟，無形的威脅是始終存在的，而且會日益從無形變成有形，越來越從科學的預測變成肉眼可見。

 

如何理解這個長期的時間維度？去年聯合國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出了一份報告，按照報告測算全球每年的溫室氣體碳排放量和IPCC對可排放額度，我大致算了下，留給控制升溫1.5度的排放量時間，只剩下不到15年；升溫2度，不到45年；所以人類應對氣候危機的時間窗口，是從現在起到未來15、45年之內。我經常說，我們的世界面臨很多不確定性，唯一的確定性是人類要應對氣候變化。所以今后15年、45年這個時間窗口是企業必須面對的。在這個時間窗口內，面對氣候變化能做的事情，是盡快改變和適應。

 

企業需要重估氣候風險。企業面臨的風險可以分為兩類，第一個是氣候變化帶來的物理風險，主要表現就是極端天氣的常態化，暴雨、洪澇、炎熱、干旱、嚴冬等等，引起自然災害、火災、基礎設施的破壞、供應鏈中斷、電力供應的中斷、航運的中斷，等等，直接表現為工業和商業的停工停產。

 

第二個是企業自身的轉型風險。氣候風險會通過法律、政策、監管、市場機制等方面傳遞到企業層面；先有氣候風險意識的企業和消費者自覺的行為，也會影響到其他企業。只有企業走向碳中和，才能實現整個經濟的碳中和。中國提出了3060的戰略，歐盟2019年提出了綠色新政，2050實現碳中和。有些自媒體說因為俄烏沖突，歐盟放棄了碳中和，這都是不懂亂說。歐盟已經立法確立了實現碳中和的時間表，這個進程只是在短期內受到沖擊，可能會出現暫時的放緩甚至倒退，但是歐盟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是不會改變的。中國對實現碳中和碳達峰的承諾也是國家戰略。實現碳中和，就是長期主義，做困難而正確的事。

 

企業首先要識別自己的碳排放風險。企業中有高碳排放的和低碳排放的，比如說電力中煤炭等化石燃料所占的比重要大幅度下降，所以實現碳中和，電力是基礎，也要先行，然后是工業、建筑 、交通等領域，鋼鐵、電解鋁、化工、水泥等產業，都要在未來限定的時間內實現清潔生產。發展數字經濟，也面臨降碳的問題。先進半導體也是一個高能耗的行業，光刻機一運轉，耗電驚人。提供算力的數據中心，在許多省份被劃入高能耗行業。

 

以后上市的企業，在其財務和經營的三、四張表之外，還需要另外一張表，企業經營的碳排放量有多少（范圍1和2）；企業的上下游產業鏈上的碳排放量是多少（范圍3）。有的企業還會覺得有責任幫助平臺上的企業實現碳中和（范圍3+），當然這是屬于企業的社會影響力。

 

現在有些企業說已經實現了碳中和，那都是一些低碳排放的金融業、現代服務業等等。比如說金融行業本來碳排放很低，他們會很快實現全部使用綠電，也基本實現了碳中和，但更重要的是金融機構的綠色金融做得如何，其所放貸或者投資的企業，是不是幫助實現減碳，碳排放量多少，投資者、監管機構、社會對其要求會越來越具體。

 

最近還冒出來的一些企業風險都與碳排放有關系。有地緣政治的因素，也有貿易壁壘的因素。比如歐盟邊境調節機制（碳關稅），已經正式納入立法的程序，快的話2027年就開始實施了。歐盟會在一些行業和產品設定排放的門檻，如果從歐盟之外進口的產品碳排放高于歐盟的門檻，就要基于碳排放的差額“補稅”。隨著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落實，新能源產業在各國經濟增長中所發揮的作用愈發明顯，甚至影響著國家供應鏈的安全。美國和歐盟陸續有一系列的政策已經出臺，主要是針對中國，因為中國已經主導了光伏、動力電池等產業的供應鏈，在新能源相關產業，如電動汽車等，中國在世界上基本上都占有一半甚至更高的市場及生產份額。

 

我們以為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全世界都可以合作，甚至中美之間也可以合作，但是現在看來共識是有的，但在具體落實上各國都會優先考慮國家利益，這里面還涉及到爭議論不休的公平性，所以賬很難算清。具體到企業方面，就變成了來自國際市場的風險。

 

所以企業如果現在還是基于化石能源的生產方式，產業鏈供應鏈的分布還是基于化石能源，理論上所有這些企業都面臨轉型，只是轉型挑戰之大和小、留給自己時間之長和短而已。許多方面企業自己無能為力，因為整體上取決于能源轉型的進展，尤其是企業所用的電力系統中的碳排放因子下降的速度。但企業也是主動的，如果企業主動提出要使用清潔能源，就會從需求側促進低碳經濟的加快建立。

 

關于氣候方面問題，我相信科學家們在此前的發言中解釋得很好。根據看到的一些研究和我的理解，地球升溫導致的整個地球大氣環流和副熱帶高壓帶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對中國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副熱帶高壓進入到中國大陸更深的領域，所以北方的降雨增加了，南方的降雨減少了。大家現在談西北荒漠戈壁長出綠草，也許會緩解沙漠化，是件好事。從整體上來看，如果氣候變化帶來沿海城市可能會面臨海平面上升的影響，以及北澇南旱這一新的現象，如一些中國氣象專家認為的那樣可能持續下去，那么中國東南沿海的經濟發達地區的氣候風險、企業風險的確事關重大。鄭州是一個很極端的情況，但也可能不是孤立的?，F有專家基本上傾向于認為，北澇南旱這個現象可能會長期存在，甚至有一些模型會算出來，南方連續干旱的天數，已經增加了1天。

 

所以對于企業來說，面對氣候變化這個“灰犀牛”，應該有風險管理意識。比如說企業在物理上的損失，是否需要保險服務。企業的碳風險點在哪里，也要識別清楚。政府招商引資，建設工業園區，發展支柱產業，都要把氣候、環境和生態因素考慮進去。蘇州工業園區規劃防止百年一遇的洪澇，1990年代就把整個園區墊高了一米，幾十年來沒有發生過洪澇。

 

氣候、天氣、生態是全局性和基礎性的，需要進行量化的監測，并且成為公開信息，供企業參考決策。企業都在關注宏觀經濟指標，用來了解企業所處的大氣候與小氣候，我在想顛倒過來說行不行，企業能不能把關心氣候、天氣和生態當成一種新的宏觀指標來關注，持續關注，成為重要的決策參考。

 

實際上企業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可以體現在企業的ESG報告里面、可持續報告里面、環境報告里面。一方面企業要關注這些外部環境會帶來什么影響，企業能主動做出什么適應和改變，另外一方面，如果所有的企業都在做出改變和適應，這就和企業的未來發展結合在一起了，它會內化到企業的戰略和機制里面。

 

（作者在亞布力論壇“重估企業氣候風險“專家討論上的發言，根據速記略有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