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衛星：環境權的中國生成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展開

 

我國最早規定環境權的立法是1980年頒布的《化學工業環境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其第39條規定“企業職工和家屬享有在清潔環境中生活和勞動的權利,也有保護環境和國家資源的義務,對于污染環境破壞資源綜合利用的單位和個人,有權進行監督、制止和檢舉”。之后,1981年《輕工業環境保護工作暫行條例》第34條第1款規定了“職工有在清潔適宜的環境中生活和勞動的權利”。1982年《城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試行)》第4條規定:“城市所有單位和個人,都有享受良好衛生環境的權利,同時也有維護和改善市容環境衛生的義務。”200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環境保護條例》第6條規定:“軍隊所有單位和人員都有保護和改善環境的義務,都有在符合規定標準的環境中工作和生活的權利、對環境質量知情的權利以及獲得環境損害補償的權利,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進行監督、檢舉和控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明確將“環境權利”列為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之一種,《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亦是如此。

 

但是在我國狹義的法律層面,環境權尚未獲得明確的、正式的、普遍性的承認。2002年通過的《環境影響評價法》第一次提出了“公眾環境權益”這一名詞,該法第11條第1款規定:“專項規劃的編制機關對可能造成不良環境影響并直接涉及公眾環境權益的規劃,應當在該規劃草案報送審批前,舉行論證會、聽證會,或者采取其他形式……。”但是何謂“公眾環境權益”,包括哪些具體的權利或者利益,該法并未明確。汪勁教授認為,公眾環境權益既是公民基本權利中與享受優美環境相關的、非獨占性的權利和利益的集合,也是公民對其正常生活和工作環境享有的不受他人干擾和侵害的權利與利益。從此概念的外延來看,公眾環境權益當然包含了環境權。但是,《環境影響評價法》只是規定在規劃編制過程中將公眾環境權益作為應當考慮的因素,并未從正面的角度確認一般性的公眾環境權益,這是其局限性之所在。在《環境保護法》修訂過程中,蔡守秋教授主張在新《環境保護法》中確立環境權,建議明確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享用清潔、健康的環境的權利,也有保護環境的義務”。但是,環境權否定論者認為環境權的概念過于抽象籠統,環境權應當是一些具體的權益而不是某種抽象的權利,保護公民環境權應當主要通過保護其與環境有關的具體權益加以實現。最終,新《環境保護法》沒有規定一個一般性的實體性環境權,只是在第五章“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規定了獲取環境信息、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的權利(第53條)、舉報的權利(第57條)、環保組織的公益訴權(第58條)。

 

雖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環境立法迄今沒有從正面的角度確認一般性的環境權,但是一些地方立法作出了積極的回應。1987年頒布的《吉林市環境保護條例》第8條規定:“公民有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和保護環境的義務。”21世紀以來,很多地方環境立法明確規定了環境權(如表1所示),2015年1月13日修訂通過的《廣東省環境保護條例》是一個最新的立法例,該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有享受良好環境、知悉環境信息、參與及監督環境保護的權利,有權對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行為進行舉報,有保護和改善環境的義務。”這些地方環境立法除了規定一個享受良好環境的實體性環境權之外,大多同時規定了獲取信息、檢舉、控告、損害賠償請求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