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前的世界,也許現在看來彌足珍貴。如今,我們面對疫情不斷蔓延、失業率上升、保持社交距離的現狀,回歸疫情前的常態似乎是很令人心動的畫面。然而,我們應當記住那種“常態”曾經是什么樣的。
那種“常態”是我們使用的能源中,85%來自化石燃料,每年有700萬人死于空氣污染。
那種“常態”是到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將逐步升高3.5攝氏度,小島嶼國家或將面臨消失的威脅。
那種“常態”是每8個物種中就有1個物種面臨滅絕的風險,野生動植物生存空間被擠壓得越來越小,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越發猖獗。
我們也不要忘記新冠肺炎疫情給公共衛生、就業和經濟帶來的影響,因為這僅僅是我們當初預計到的氣候變化所致的一種急性癥狀表現,類似的癥狀在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很多次。如果我們并非將目標指向重建一種“更好的常態”,那么我們就無法做到對癥下藥,只是處理眼前的“癥狀”,而難以做到根治這類“頑疾”。因此,我們必須致力于更美好的重建。
當前,許多國家政府已經在積
極準備經濟刺激計劃和救助計劃,從而推動疫情后的社會經濟復蘇。預計將有上萬億美元注入亞太地區的經濟。這些刺激計劃應當幫助我們努力實現一種更好的常態——一種更加
綠色、更加公平的常態。
如何實現?最近對53個國家、230名經濟學家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綠色和氣候友好型經濟刺激措施是重振經濟的最佳選擇,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都能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
即使在疫情前,聯合國相關報告數據顯示,到2030年氣候行動能夠撬動26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創造超過6500萬個新的就業崗位,使70萬人免于因空氣污染而縮短壽命。各國政府在制定綠色、公平的經濟刺激措施時不會缺少可選擇的方案:比如他們可以選擇支持建筑行業建造一些高能效、零耗能的建筑。這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投資可以很快進入實施階段。
對公路這樣的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投資在很多人眼中是“香餑餑”,但如果把這些資金投向更加綠色的公共交通系統,令其更加完善,便可以服務更多的人。更大承載能力的公共交通系統可以緩解路面交通壓力,從而降低空氣污染、減少
碳排放。疫情期間的隔離和封閉措施也顯示,我們可以依賴信息技術來優化企業的運營,減少通勤和出差時間,也將相應地降低
碳排放。因此,現在各國政府應當考慮對那些用信息技術解決運營問題的企業給予獎勵。
現階段,很多行業都在尋求政府的救助和紓困方案,從而盡快恢復常態。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機了,政府應在此基礎上附加一些條件,要求企業朝著氣候中和的方向努力。比如,要求受到政府支持的航空公司做出更多承諾,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減少排放。這是航空業長期可持續發展、保障數百萬人就業應當承擔的責任。有一些政府已經率先做出榜樣,要求航空業設置能源效率目標、由鐵路運輸代替短途航班等,這些都為行業發展提供了綠色支持。
針對汽車行業的紓困計劃,可以轉投向電動汽車、電池生產以及高效技術,而不應該仍投向化石燃料產業。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化石燃料補貼占全球近1/3。因此,疫情后的重建階段正是終止這類補貼的最好時機,這樣一來,煤炭行業就不再獲得新的投資。政府可以把那些投資轉向支持公共衛生、可再生能源這類領域,這也就順帶回答了一個問題:政府刺激計劃所需的資金可以來自哪里。
縱觀亞太地區,各國政府的財力不可能滿足經濟恢復所需的規模資金體量。這就需要將現有的資源重點用于能夠產生最大經濟效益的政策上。這也表明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尋找新的收入來源。
當前這個時機,對征收碳排放費用、改革農業和化石能源補貼將取得良好的成效,因為現在原油
價格處于低位,此時取消補貼所產生的社會影響相對較小。類似于“節能補助計劃”(feebates):政府對高碳排放汽車征收較高的費用,而對低碳排放汽車返還一部分費用。這樣的刺激措施能夠推動更加綠色的交通發展、提高能源效率,也為政府增加稅收提供了更多選擇。
綠色債券也可以成為提高能效項目和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融資來源。在亞太地區,除了中國、日本和韓國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鮮有
綠色債券發行。現在我們應當利用這個已被證實有效的金融工具,來支持疫情后可持續的、極具韌性的社會經濟復蘇。
新冠肺炎疫情是自然傳遞給我們的一個信號。持續的氣候危機也是來自自然的訊息。延續“常態”是不可行的,我們必須致力于更美好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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