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氣污染公益訴訟能否成為我國氣候變化訴訟潛在路徑？

 

　　大氣污染民事公益訴訟的有益探索不僅可以幫助氣候司法掃清規范障礙，甚至可以成為未來氣候變化訴訟的直接渠道。

 

　　大氣污染民事公益訴訟中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以及違法排污情形下“損害不證自明”的規則，若運用于氣候變化訴訟，將大大減輕原告的舉證負擔。當然，這些規則的適用有賴于相關環境政策和法律制度的發展與逐步完善。由于當前中國尚不存在溫室氣體減排的強制性規制措施，因此也就不存在“超標排放”或“無證排放”的問題。就救濟方式來看，由于尚待實現大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排放的協同控制，一些減少大氣污染物排放的措施可能并不會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但工廠完全停產、關停污染嚴重的生產裝置或停止焚燒等“停止侵害”的責任形式，會直接對溫室氣體減排產生積極影響。

 

　　相較于大氣污染民事公益訴訟，行政公益訴訟繞開了損害以及因果關系的證明，直接追訴政府的不作為或不當作為，且勝訴率極高。這意味著我國環境司法有能力改善環境行政管制，推動環境法治發展，大氣污染行政公益訴訟是大氣污染訴訟和氣候變化訴訟更加便捷的路徑。

 

　　在大氣污染行政公益訴訟中，被訴的具體行政行為以環境監管中的行政不作為為主，并不涉及更前端的環境許可和行政規劃。鑒于我國尚未在法律層面進一步明確政府對溫室氣體減排的行政監管職能，因此借鑒大氣污染行政公益訴訟直接追訴行政機關尚有難度。但生態環境部整合原屬國家發改委的相關職能，為協同管控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掃清了機構性障礙。若實現溫室氣體和大氣污染物減排的協同治理，大氣污染行政公益訴訟可成為氣候變化訴訟的直接途徑。

 

　　就所涉污染行為來看，對行政機關違反或怠于履行生活垃圾處置管理職責以及大氣污染物排放監管職責的行為進行糾正，在治理大氣污染的同時可推動二氧化碳減排，因此大氣污染行政公益訴訟完全可以間接實現氣候變化訴訟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當然，這還有賴于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協同控制的制度前提。

 

　　綜上所述，我國氣候變化訴訟可以通過大氣污染公益訴訟的途徑開展，但以“溫室氣體和大氣污染物實現協同控制”為前提。在實現“二氣”協同管控的情形下，大氣污染公益訴訟可成為氣候變化訴訟的直接路徑；若未實現“二氣”的協同管控，大氣污染民事公益訴訟、大氣污染行政公益訴訟對氣候變化的適用性將分別因民事責任形式、行政主體的差異有所不同。具體而言，若法院判令大氣污染民事公益訴訟的被告停止或減少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大氣污染民事公益訴訟將成為實現氣候變化訴訟目的的間接路徑；但若法院僅判令被告治理污染物，大氣污染民事公益訴訟能否間接實現氣候變化訴訟的減排目標難以確定。

 

　　同樣，大氣污染行政公益訴訟推動行政機關履行大氣污染治理的監管職能，也可能間接地推動溫室氣體的減排，但這種關聯效果存在不確定性。而針對林業部門提起的大氣污染行政公益訴訟可推動森林保護、增加碳匯，成為氣候變化訴訟的直接路徑。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