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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對《公約》及《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國際“碳政治”或氣候政治話語與實踐分析的邏輯性結果，是必須形塑一種超越“生態帝國主義”本質或邏輯的新型全球“碳政治”或環境治理規則和體制，這正是進入后京都時代或巴黎時代的國際社會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單從學理層面上說，實現這樣的國際關系秩序或構型意義上的重塑，將是長期的歷史過程，并且需要十分復雜的主客觀條件，比如，少數歐美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總體實力對比的進一步演變，發展中國家主體對于包括“生態帝國主義”在內的各種新帝國主義形態的更清醒與政治自覺。因而，詳盡分析世界如此大轉型的邏輯機理與演進過程，【30】顯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理論任務，但是，在后京都或巴黎時代(2020—2030)的國際“碳政治”參與進程中，致力于實現中國話語分析，或者說，為我國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提供戰略性理論闡釋或學理基礎，是具有突出現實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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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一般意義上說，超越現行國際“碳政治”或環境治理架構的“生態帝國主義”本質或邏輯的根本之道，必須致力于“雙重結合”意義上的話語和政治實踐：一是生態可持續性價值、目標追求與明確反對(限制)資本邏輯的全球生態邏輯構建相結合，二是社會公正價值、目標追求與明確反對(限制)或超越現行“生態帝國主義邏輯”相結合。在此，這種“雙重結合”同時具有泛社會主義指向或反資本帝國主義(以及各種形式的新帝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意蘊?！?1】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com
就前者而言，推進生態可持續性或“全球生態邏輯構建”的關鍵，不僅在于承認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共生性、關愛性哲學倫理關系(價值)，而且在于如何將這種哲學倫理認知實體化為具體的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制度及其運行機制。正如包括生態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綠色左翼理論所闡明的，成功實現生態考量的實體化或普遍化的標志性前提，是對目前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資本積累(增殖)邏輯做出社會性(或生態—社會主義)的制度化限制。也就是說，任何切實意義上的環境政治或“碳政治”，都只能是一種反(限制)資本政治，而不能成為一種親(依賴)資本政治。支持這一理解的最好例子，是盛行于當代歐美發達國家并且頗有成效的所謂生態現代化理論與實踐?！?2】它在全球層面上的缺陷就是，那些基于“綠色資本”投資帶來的經濟技術革新所導致的局部性生態改善，必須以其他國家或地區“黑色資本”的廣泛存在(甚或擴展)為前提或代價。因此，“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態資本主義”的現實可行性及其進展，并不能夠消除資本本身的生態歧視本性和社會剝奪特征，而要構建與推動能夠切實維護全球生態可持續性的“生態邏輯”，就必須著手創設全球性的資本及其積累邏輯的限制性制度框架與運行機制。當前，依然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三駕馬車”對世界經濟的管治體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顯然不符合這一歷史性要求。
就后者而言，維護社會公正或“生態帝國主義邏輯超越”的關鍵，是必須承認民族國家內的公平正義與國際層面的公平正義之間有著邏輯上的關聯。因而，與國內層面實現生態可持續性與社會公正的統一同等重要的，是在國際和全球層面上實現與促進這一點。我們很難指望，內部充斥著不平等與非公正的當代國家能夠致力于創建一個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或關系，同樣，在嚴重不均衡與非正義的國際秩序或關系中，建構出崇尚平等與公正的當代國家，也是很難設想的。由此可以說，“生態帝國主義邏輯”的負面作用或危害就在于，相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它在維持和強化少數歐美國家物質財富與生態環境意義上的等級化操控或剝奪的同時，更加在整體層面上妨礙著人類社會對更公正與更合理地應對生態環境問題或社會自然關系的不懈探求。因此，超越“生態帝國主義邏輯”的重要前提，是努力推進當代國際關系各個領域中的社會公正，這當然包括“碳政治”議題領域中的社會公正。其中，這不僅涉及少數歐美工業化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歷史責任和現實責任問題，還涉及它們所主導的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及其生態帝國主義霸權所帶來的環境非正義性(相對于整個星球而言)和社會不公正性問題(尤其是相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于是，后京都時代真正面向未來的全球“碳政治”，不是過分糾結于更為精細準確的“一攬子協議”及其義責分擔，而是基于全球公正與民主的歷史性進程，要對當前國際環境治理架構包括氣候變化應對體制(制度與規則體系)盡快啟動實質性的改革。 內-容-來-自；中_國_碳_0排放￥交-易=網 t an pa i fa ng . c om
應該說，就上述兩個核心性議題來說，當代中國都正在承擔著義不容辭的領導性角色。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核心內容的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在推進我國經濟總量和規模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的同時，客觀上造成了目前已經十分突出的資源緊張、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難題，這不僅一定程度上直接導致了國內層面上的生活質量、公眾健康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消極后果，而且逐漸產生了一種區域性、世界性的不利影響。也就是說，包括“碳政治”在內的環境政治———重新確定未來中國的發展理念、發展目標與發展方向，【33】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內源性需求或政治共識。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我國龐大的經濟體量與歐美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的不斷深度融合，致力于中國環境改善或“善治”已經不太可能是獨自完成的“畢其功于一役”的現實任務。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既不可能低代價地加入目前仍擁有“生態帝國主義”霸權優勢的“低碳強國俱樂部”(往往也是“富國俱樂部”)，同時和諧世界與和平發展理念也決定了中國決不能采取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做法，尤其是向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轉嫁資源需求成本和污染排放危機。而且，這兩個方向上的終極阻力，不是來自前者的“綠色壁壘”和后者的“綠色抗拒”，而是來自地球整體系統的生態極限。這意味著，中國必須要在更加綜合性和系統性的思維空間中充分應對化解生態問題或挑戰，舍此無他。更明確地說，對于中國未來而言，全球性生態環境難題(也包括中國的生態環境難題)的有效克服，要求我們必須更加旗幟鮮明地堅持和弘揚全球性社會公正與正義(包括氣候公正與正義)，這在邏輯上必然指向當前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進一步公正與民主變革。因此，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所倡導或追求的全球“碳政治”，將不僅是國際秩序或關系的持續綠化和低碳化過程，還是繼續去(生態)帝國主義化的過程。換言之，我國將同時肩負著揚棄了的全球性帝國主義邏輯解構與生態邏輯建構的時代責任。筆者認為，這才是黨的十八大報告關于中國要“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34】以及習近平主席在巴黎氣候大會開幕式上明確闡述“攜手構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的“中方立場”的完整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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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在筆者看來，目前漸趨成型的中國特色生態文明實踐及其建設話語，已然構成了中國積極參與未來全球“碳政治”或環境治理進程，頗具特色的中國理念和日臻完善的理論表達。廣義上的生態文明或“生態文明及其建設”概念，可以歸納為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上的“四重意蘊”：生態文明在哲學理論層面上是一種弱(準)生態中心主義(合生態或環境友好)的自然/生態關系價值和倫理道德;生態文明在政治意識形態層面上則是一種有別于當今世界資本主義主導性范式的替代性經濟與社會選擇;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是指社會主義文明整體及其創建實踐中的適當自然/生態關系部分，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廣義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在現代化或發展語境下，則是指社會主義現代化或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向度?！?5】上述綜合性概念界定的最大“優點”，彰顯了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紅綠變革”性質或資本主義的替代性選擇特征。在此基礎上，完整意義的“生態文明及其建設理論”，可依據環境政治分析的不同視角而劃分為三個亞向度或層面：“綠色左翼”的政黨(發展)意識形態話語、主張綜合性深刻變革的環境政治社會理論、明顯帶有中國傳統或古典色彩的有機性思維方式與哲學?！?6】 內-容-來-自；中_國_碳_0排放￥交-易=網 t an pa i fa ng . c om
總之，在中國語境下，無論是作為學理性的概念，還是系統性的環境政治理論或生態文化理論，生態文明及其建設都蘊涵著深刻的時代性要求：在國內層面上揚棄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資本積累(增殖)邏輯的同時，在國際層面上反對少數歐美國家主導國際關系秩序(架構)的生態帝國主義霸權邏輯。尤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及其建設，是一種由內及外、內外一致的綜合性綠色實踐話語，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應該同時關注中國生態文明及其建設話語的“紅綠變革”旨向與國際意蘊?！?7】當然，單純從術語對應性的角度來說，“生態—社會主義”或“生態平等合作主義”，也許是對“生態帝國主義”及其邏輯的對立物的更準確表達，但就其核心意涵而言，我們不難通過對生態文明及其建設話語的闡釋做到這一點。
分析表明，《公約》及《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國際“碳政治”所展現的“生態帝國主義”邏輯，是少數西方國家在其國內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基礎上，延續與拓展歷史形成的國際等級化優勢或排斥性霸權的表現，也是創建更加公平、民主與有效的全球氣候或環境治理體制的內在性障礙。就此而言，已然進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當代中國，理應也能夠對后京都或巴黎時代的全球“碳政治”話語與實踐的實質性重塑———同時在構建全球性生態邏輯和實現超越“生態帝國主義”邏輯的意義上———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既是推動本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2015年《巴黎協定》進一步制度細化與相關政策落實，推動建立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將為中國提供新的歷史性發展機遇。但是，超越“生態帝國主義”邏輯，絕不能混同于反對生態主義，我們真正反對的是生態主義的“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態資本主義”特定構型，以及在它基礎上形成的“生態帝國主義”國際霸權。同樣，戰略離不開話語，但話語本身并不等同于戰略和策略。在未來的全球“碳政治”參與或環境治理體系建構中，中國致力于超越“生態帝國主義”邏輯，未必直接訴諸“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具有強烈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話語斗爭方式，在可預見的將來，比如在整個21世紀20年代，中國致力于承擔新型全球“碳政治”的世界領導者角色，仍將首先是話語性的領導者，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效無疑是最為有力的支撐性因素。這決定了中國成為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或環境治理體系中世界性領導者的時代理據，就在于做出貢獻，而不是爭奪霸權。
【察網摘自《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作者郇慶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0放_交-易=網 t an pa ifa ng . 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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