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信息披露,遏制“漂綠”
為應對嚴峻的氣候挑戰,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溫控目標,全球近150個國家和地區已做出
碳中和承諾,近千家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做出
碳中和承諾。然而,馬軍發現,減排承諾的快速增加,與巨大減排差距形成鮮明反差。
“2018年之后,很多企業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他們綠色供應鏈推進的方向,供應鏈脫碳現在是最關鍵的一環。”馬軍說,一些領先企業已經開始利用基于大數據和互聯網的創新解決方案,開展高效的全價值鏈碳管理,推動供應鏈綠色低碳轉型。但盡管如此,仍有一批供應鏈能源消耗大、范圍3排放占比高的企業,亟待兌現應對氣候危機的承諾,推動供應商測算并公開披露排放數據,更加實質性地追蹤溫室氣體減排進度,以逐步邁向零碳供應鏈。
目前已有Inditex、Tesco、舍弗勒等208家企業設定了科學碳目標(SBT)。但已經承諾范圍3減排或碳中和目標的企業,在現階段能否達成目標,如何達成,還需要畫一個問號。
IPE企業氣候行動項目負責人朱紫琦說,一些領先企業已經開始了產品
碳足跡的測算并公開披露量化數據,但披露的相關信息完整程度參差不齊,這會導致它的潛在用戶無法全面客觀地判斷這個產品是否真正低碳和環保的。
同時,歐盟今年推出了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一些行業聯盟、科研機構、環保組織都在陸續積極引導企業開展產品碳足跡公開披露,或者環境產品聲明的公開披露,并且一些組織在積極的參與產品生命周期排放因子的研究,以及產品
碳標簽的更新及標準的建立等等。
“一方面我們看到超過半數已經發布目標的企業還沒有披露目標的完成進展,另外我們通過分析供應商實際披露的減排目標,當前大部分的供應商企業在目標設定以及落實企業行動這兩個維度上,能力尚且不足,還需要龍頭企業以及品牌客戶推動和支持。”朱紫琦說,希望供應商企業能夠先加入到氣候行動中來,通過減排行動逐漸落地,一步步提升“氣候雄心”。
邱豐梅指出,當前品牌共同面臨的挑戰,即在做供應鏈管理的時候,越往供應鏈的上游單個品牌的影響力就越弱,這時就需要品牌、行業,包括環保組織、政府多方協力推動環境績效的改善。
非政府組織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北京辦事處高級副秘書長Matthew Margulies表示,供應鏈,特別是對于跨國公司而言是非常復雜的,涉及很多的流程和地區。這種復雜性需要全球的互聯互通來精準地解決
碳排放問題,一些非政府組織在制定原則和標準,并且在跟蹤供應鏈的
碳排放問題,這讓公眾更好地了解到碳排放在整個產業流程中的影響,也能確保供應鏈當中的每個環節走向碳中和的未來。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國際合作處處長、研究員,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副秘書長毛濤說,目前很多國外企業提出零碳供應鏈,但國內的政策和標準現在還是探索階段,需要多方助力,不光要靠政府層面的政策營造,也需要研究機構包括第三方組織,去推動企業開展相關工作。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抓住重點,要對一些碳排放量比較大的行業和領域,還有產品外向型的企業作為重點進行引導和輔導。
“喊口號很容易,”毛濤說,“當前很多企業提出了零碳供應鏈的目標和時間節點,但是怎么實現還是很模糊的,需要抓住重點,從一級供應商一級級地往上推,最終能夠實現整個供應鏈碳排放量的下降,最終實現近零排放。”
據朱紫琦介紹,目前已經有33家中外企業與IPE一起合作,共同推動了超過2000家供應商企業公開披露其年度的排放數據以及氣候目標,這些企業最近一年范圍1、范圍2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達到了5600余萬噸二氧化碳當量。一些企業也正在推動供應鏈碳管理向上游延伸,推動供應商自主開展供應鏈碳管理。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公眾監督,通過更多實質性的氣候披露,推動企業承擔減污降碳主體責任,遏制氣候‘漂綠’(Greenwashing,一種企業虛報環境責任的粉飾手段)。”朱紫琦倡議多方推動企業碳信息的公開披露,將全價值鏈的減排以及綜合進展置于社會監督之下,同時也需要完善碳數據核算以及披露標準,并提升產品碳足跡的核算效率,攜手推進供應鏈的零碳進展,助力全球氣候目標的達成。
注釋:
范圍1排放:企業直接排放的溫室氣體。
范圍2排放:企業外購電力、供熱/制冷,或蒸汽自用而產生的間接排放量。
范圍3排放:除了范圍2以外的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范圍3的排放是一家公司活動的結果,但并不是產生于該公司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例如,開采和生產采購的原料、運輸采購的燃料,以及售出產品和服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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