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突圍ESG新戰場：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轉化為核心競爭力

當前，全球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喪失已構成突破地球系統安全邊界的“雙重危機”。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指出，若升溫超過1.5°C，約14%的陸地物種將面臨高滅絕風險。與此同時，《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顯示，全球約100萬種物種正遭受滅絕威脅。

 

在此背景下，國際監管治理框架加速整合：2023年COP28達成的《氣候、自然與人類聯合聲明》首次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納入氣候資金分配機制，而2024年自然相關財務披露工作組（Taskforce for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NFD）與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的技術互操作性探索，則標志著企業ESG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從單一氣候議題向生物多樣性-氣候協同治理的范式躍遷。本文旨在構建“科學-政策-實踐”三維分析框架，為中國企業應對全球ESG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和監管治理要求的重構提供策略和建議。

 

自然與氣候協同治理的科學機理與國際共識

 

目前生物多樣性和氣候的協同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并達成共識，國際社會一致認為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之間的聯系具有雙向性特征。一方面，氣候變化通過改變物種分布、物候周期和生態系統功能直接威脅生物多樣性；另一方面，生物多樣性喪失將破壞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完整性，通過干擾水、碳、氮等關鍵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削弱其物質能量調節能力。這種連鎖反應將顯著降低生態系統的碳封存效率，形成溫室氣體排放的正反饋機制，最終引發區域乃至全球尺度的氣候異常。

 

首先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產生了直接的沖擊，其中顯著影響之一是全球變暖導致生態位重構速率遠超物種進化適應能力。比如北極海冰消融使北極熊棲息地縮減40%，種群數量下降30%，而珊瑚白化已造成全球25%的珊瑚礁功能喪失。而物候紊亂也進一步加劇生態鏈斷裂，如傳粉昆蟲與植物花期錯位導致15%的農作物減產。同時氣候變化導致了生態系統功能的退化。比如有測算森林砍伐每年釋放58億噸CO?，濕地退化使碳匯能力下降11%，紅樹林破壞導致每公頃損失1023噸碳封存能力。此類退化不僅加劇了溫室效應，還觸了發生物多樣性-氣候反饋機制。

 

其次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顯著影響了氣候的變化。比如我們看到森林、泥炭地等生態系統退化導致碳儲存能力下降。泥炭地僅占陸地面積的3%，卻儲存了全球30%的陸地碳庫，其退化釋放的溫室氣體相當于全球11%的年排放總量。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衰退使全球陸地碳匯效率年均降低0.5%，這種衰減具有空間異質性，熱帶地區碳流失速率是溫帶區的3倍。特別需要引起重視的是關鍵物種滅絕引發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級聯失效，其中北美野牛種群減少導致草原碳封存能力下降37%，而非洲象消失使森林碳儲存量減少9%。這也印證了物種多樣性在維持氣候調節功能中的樞紐地位。

 

隨著近年來生物多樣性和氣候協同作用得到國際廣泛的重視，更多的國際多邊公約和協定也把兩者關聯在一起。比如我們看到《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與《巴黎協定》的協同度達89%；巴西通過雨林保護實現年減排12億噸CO?與30%陸域保護目標同步達成；COP28通過的《氣候與自然聯合聲明》創新性引入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體系，推動18國承諾將30%氣候資金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

 

在可持續發展資金支持方面也有所進展，全球環境基金（GEF）2024年設立的23億美元“氣候-生物多樣性交叉基金”采用“碳信用+生態補償”雙軌機制，資助的剛果盆地項目預計實現碳匯增益與500種瀕危物種保護協同目標。中國主導的南南氣候基金已向34國提供12億美元支持生態系統修復等。

 

ESG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在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領域的整合

 

隨著氣候和生物多樣性的協同作用達成國際共識，近年來國際社會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特別是在ESG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體系和政府監管等方面也開始呈現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整合的趨勢。

 

在ESG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體系方面，2024年ISSB啟動自然議題研究項目，標志著全球ESG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從單一氣候議題向“氣候-自然協同治理”的范式躍遷。根據ISSB發布的議程規劃，其計劃將TNFD的14項核心指標整合至《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IFRS S1/S2）框架中。

 

主要包括：ISSB采用TNFD的LEAP（

Locate-Evaluate-Assess-Prepare）四步評估法，構建“自然依賴性與影響矩陣圖”，要求企業披露生物多樣性熱點區域運營點的地理坐標、生態敏感區定位數據及物種影響量化指標。同時ISSB在IFRS S1中新增“自然資本負債”科目，將TNFD的生物多樣性喪失風險包含物種滅絕速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衰減等核心指標，并轉化為可貨幣化的財務指標。

 

在政府監管方面，特別是歐盟通過《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及配套標準《歐洲可持續發展報告準則》（ESRS），實現了基于TNFD的監管落地。ESRS E4（《環境-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作為環境維度的核心標準之一，要求企業系統性披露生物多樣性保護、土地利用變化及污染防控等自然相關議題。該標準將TNFD框架的核心理念轉化為強制性披露指標，要求企業評估價值鏈活動對生態系統的依賴與影響，并量化其財務風險敞口。通過雙重重要性原則即財務重要性與影響重要性，推動企業從戰略層面整合自然風險管理，從而與歐盟《綠色新政》的循環經濟轉型目標形成協同。

 

特別需要關注的是針對不同行業企業和供應鏈的新要求。比如ESRS E4參照TNFD要求企業繪制“自然依賴熱力圖”。比如，在汽車行業，汽車制造供應商需標注鋰礦開采對安第斯高原鹽湖鹵水生物群落的擾動范圍。針對供應鏈的部分是要求披露企業供應商全價值鏈生物多樣性足跡，包括上游供應鏈（原材料采購、物流）、下游使用與處置（產品使用階段生態足跡、廢棄物處理）。比如快時尚行業需追溯棉花種植對印度恒河三角洲紅樹林破壞的級聯效應，并量化每噸紡織品生產導致的濕地碳匯損失。在金融行業，歐洲央行將TNFD指標納入壓力測試體系，開發“生物多樣性風險加權資產系數”，比如法國巴黎銀行已對礦業貸款組合實施生物多樣性敞口壓力測試，對亞馬孫流域項目設置12%的風險溢價。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也在不斷改革發展。2024年上交所發布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第三章“環境信息披露”當中，將“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列為獨立議題，要求企業披露生產經營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重大影響，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供應鏈生態影響矩陣圖。該要求旨在推動上市公司識別、管理生物多樣性風險，并將生態保護融入戰略決策。

 

同時需評估生態保護對企業商業模式、供應鏈穩定性的影響，量化企業對生態環境的正面或負面影響。生態環境部也在《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提出“強化自然相關環境信息披露”。根據《行動計劃》的“優先領域一：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企業需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戰略決策，披露其生產經營活動對生態系統和物種棲息地的直接影響如土地利用變化、資源開采等，以及供應鏈的間接影響如原材料采購導致的毀林等風險。

 

另外，我們也看到國內外越來越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在自然和生物多樣性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聯想集團在2023年實施“供應鏈生態影響矩陣圖"，要求138家核心供應商標注生產基地50公里內國家級自然保護區、IUCN紅色名錄物種棲息地等坐標數據，并將生態敏感區運營點納入供應商KPI考核體系。聯想集團2023企業財年數據顯示，該措施使供應鏈生態違規事件下降42%，6家供應商因持續超標被移出合格名單。

 

新加坡星展銀行（DBS）應用TNFD的LEAP方法學，在棕櫚油供應鏈管理中創新引入“猩猩棲息地壓力指數”，通過衛星遙感監測種植園50公里半徑內的瀕危物種分布，將信貸決策的生物多樣性風險權重降低28%。國內的金融機構也不斷推出生物多樣性相關的金融產品以支持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比如中國工商銀行發行的全球首單“生物多樣性信用債券”具有里程碑意義。該債券創新采用“碳匯增益+物種保護”雙指標定價模型，票面利率較普通綠色債低0.5個百分點，募集資金專項用于云南高黎貢山生態修復項目。項目通過30%的鄉土樹種配比優化，實現碳儲量年增12.3噸/公頃，同時依托AI監測網絡追蹤菲氏葉猴種群活動軌跡，實現菲氏葉猴種群五年增長28%。這種市場化融資機制的成功驗證，為生態修復項目提供了可復制的金融解決方案。

 

中國企業在生物多樣性領域的行動策略與建議

 

歐盟與中國等全球各地區監管框架的逐步完善，預示著生物多樣性議題將完成從邊緣合規項向核心戰略要素的范式躍遷。但是當前全球ESG可持續發展評估體系對生物多樣性議題仍存在覆蓋不足、專業技術工具缺乏等問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監測數據顯示，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指標在國家級環境政策中的整合率僅為37%。

 

OECD對八大主流ESG評級產品的實證研究表明，生物多樣性相關指標僅占環境類指標的5.7%，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衰減、關鍵物種保護成效等實質性議題缺乏量化評估。針對這些問題和不足，中國企業需要盡快開展這方面的準備工作。這里我們也建議企業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開始行動：

 

1.企業戰略層面

 

企業可將生物多樣性納入轉型計劃，制定《生物多樣性企業戰略》，并設定量化目標和指標。比如雀巢的“森林正效戰略”提供了成功范本：通過承諾2030年前實現供應鏈零毀林，其在全球種植超1470萬棵樹，云南咖啡種植區引入樟樹、芒果等經濟樹種，實現碳匯增益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協同，使供應鏈韌性提升30%。我們建議企業參考科學制定自然目標網絡（SBTN）框架，將《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分解為可操作的階段性指標。

 

2.公司治理層面

 

企業可建立跨部門生物多樣性風險管理委員會，整合環境、法務、供應鏈等部門職能，建立生物多樣性相關風險管理和風險應對體系。比如借鑒法國電力集團（EDF）制定的“雙危機情景模擬”機制：針對核電站維護與極端氣候疊加風險，通過動態壓力測試量化停電對生態系統服務（如水資源供給）的連鎖影響，并制定可再生能源替代預案。

 

3.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層面

 

企業可應用專業技術工具實現生物多樣性相關風險識別和量化評估，通過量化評估風險，有針對性地開展風險應對措施和信息披露等工作，長期持續監控評估確保生物多樣性風險應對的效果達到預期。例如，目前由國內團隊自主開發的綠維易新Greenverse平臺作為中國唯一入選TNFD官方工具目錄的生物多樣性風險管理平臺，為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了一個的高效便捷的生物多樣性風險量化評估工具，將生物多樣性相關風險管理深度融入企業運營全生命周期的各個環節。

 

在ISSB與TNFD標準整合的推動下，全球正從“氣候單維治理”轉向“氣候-自然-經濟系統治理”新范式。中國企業需把握制度創新的戰略機遇期，通過ESG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框架和專業技術工具的深化應用，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轉化為核心競爭力。我們相信未來生物多樣性與氣候的協同治理不僅關乎生態安全，更將成為重塑全球經濟競爭力的核心戰場。正如《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所強調的，“生態優先”不僅是責任，更是面向未來的生存智慧。

 

參考文獻:

 

1.Bonan, G. B. (2008). 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 Forcings, Feedbacks, and the Climate Benefits of Forests. Science, 320(5882), 1444-1449.

 

2.Cardinale, B. J. et al. (2012). Biodiversity loss and its impact on humanity. Nature, 486(7401), 59-67.

 

3.IPCC Special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and Land (2019). Chapter 2: Land-Climate Interactions.

 

4.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2).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文丨杜金 綠維易新（上海）生態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