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在2022年進入“青春期”

今年早些時候，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的未來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環境、社會與治理是一種日益普遍的經營理念，即在經營和投資決策中考慮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據晨星投資實驗室（Morningstar Direct）統計，該領域在2021年經歷了創紀錄的一年，全球有6,490億美元注入了專注于ESG投資的基金。

 

當時有人估計，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管理資產根據ESG原則進行投資，包括越來越多大型公共退休基金的資金。面對氣候變化、不平等擴大和其他社會問題，ESG通常被稱為是為拯救地球而需要推行的運動。ESG原則尤其引起了年青一代的共鳴，甚至沃頓（Wharton）等商學院都推出了專注于ESG的MBA課程。

 

但如果說2021年是ESG取得突破的一年，那么從2022年開始，它就進入了棘手的“青春期”——在這段混亂時期，它將受到質疑，并最終確定自己的身份。

 

至少造成身份認同危機的部分原因是市場營銷問題。ESG最初被認為是一個長期利潤最大化策略，其基本理念是冰川融化和被沖突撕裂的地球對商業不利。最近，ESG被卷入了價值觀沖突，以及美國的文化戰爭。

 

從根本上來說，ESG戰略是評估外部因素對一家公司的影響（沿海洪災會對我的工廠造成哪些影響？更多樣化的團隊會如何影響績效？），而不是公司對世界的影響（我的工廠可能對地球產生哪些影響？多樣化招聘如何解決不平等問題？）。

 

當利潤導向的商人談論ESG時，他們通常關注的是第一點。但我們很容易模糊兩者之間的界限，而且許多市場營銷就是如此。ESG與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或者“影響力”投資等其他商業運動一樣，都被貼上了“善有善報”的標簽。這導致一個人根據自己的社會價值觀（例如保護環境）進行投資的行為和ESG被混為一談，而后者應該基于商業理由。

 

不出意外，一些領導人和右翼政客將ESG變成了一個貶義詞，將這種模糊的策略稱為“覺醒資本主義”，被信仰自由主義的金融機構用來欺騙美國投資者，以發展進步事業。前生物科技創業者維韋克·拉瑪斯瓦米成為反ESG運動的典型。他成立了兩只投資基金，包括一只能源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該基金旨在反對可持續發展和多樣化倡議，并選擇了一個具有諷刺性的交易代碼DRLL。美國前副總統邁科·彭斯、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和福克斯（Fox）的主持人塔克·卡爾森等人的言論，提高了ESG的知名度，并使與ESG有關的討論變得更令人困惑，并充滿了虛假信息。（卡爾森甚至將斯里蘭卡經濟的崩潰歸咎于ESG。）

 

對于認真對待ESG原則的商界人物來說，這些都是令人沮喪的小問題而已。他們發現當前的狀況存在許多問題，但他們也看到了一個值得改進的框架。沃頓商學院的教授及副院長維托爾德·赫尼什曾經擔任該學院ESG倡議的學術主任。他說：“我認為在ESG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其中包括解決ESG領域經常被夸大的有關投資回報的說法，以及統一普遍不一致且不透明的評級系統。這些系統同時對公司的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進行評分，往往會造成困擾。毫無疑問，特斯拉（Tesla）的電動汽車對于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該公司由于涉及種族歧視的言論以及其他問題，卻公然被一個ESG指數除名，導致埃隆·馬斯克表態稱整個ESG領域都是“詐騙”。

 

正如赫尼什所說，反ESG運動是一場協調行動，背后是支持化石能源的美國立法交流委員會（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等組織，自2021年年初以來，至少有17個州提出了“反ESG”法案，至少5個州頒布了反ESG法律。這些動作的目的通常是禁止在公共退休基金投資中使用ESG因素，比如佛羅里達州最近使用1,860億美元的州資金所做的投資，另一方面是為了對通過ESG政策歧視某些行業的投資者進行處罰。

 

得克薩斯州在2021年9月開始執行一項類似法律，禁止市政府與限制向石油天然氣或軍火公司提供資金的銀行開展實質性業務。結果導致花旗集團（Citigroup）、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和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等五家大銀行離開了得克薩斯州的市政債券市場。據沃頓商學院的丹尼爾·加勒特和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的伊凡·伊萬諾夫分析發現，這些銀行承銷了當地債券市場35%的債務，它們的離開大幅降低了該市場的競爭力。他們發現，這項政策將讓得克薩斯州的居民付出代價。在法律實施的前八個月，該州將為其320億美元貸款，額外支付約3.03億美元至5.32億美元利息。

 

更不確定的一點是，如果其他州紛紛效仿得克薩斯州，是否會讓銀行改變立場。許多號稱擁有ESG證書的銀行現在的處境就像是在尷尬地跳踢踏舞，他們根據紅州官員的要求增加石油天然氣投資。這反過來為激進的批評者遞上了把柄。他們認為ESG就是漂綠行為。

 

到目前為止，反ESG運動是主要發生在美國的一種現象，這種勢頭的出現恰好是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出要求公司和基金披露氣候和ESG相關數據的兩項提案前后。對于其他國家的人來說，這種政治化是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晨星投資管理研究總監、位于倫敦的林賽·斯圖爾特表示：“在投資時進行ESG分析只是一種投資行為。”斯圖爾特補充說，只要投資者承認氣候風險是真實存在的，“無論他們是否認為自己具有社會和環境意識，這些風險都是實實在在的。”

 

ESG的成長痛還趕上了另外一場考驗，那就是俄烏沖突。這場戰爭導致可持續基金的績效不盡如人意。ESG指數中科技股比重較大，石油、天然氣和國防股占比較小，今年到目前為止，ESG指數下跌了24.2%，而大盤下跌了21.6%。今年第二季度，美國可持續基金在五年來首次出現了資金外流，盡管嚴重程度低于非ESG基金。

 

這種黏性意味著堅持ESG原則的投資者并沒有放棄。而且公司面臨的實際風險也沒有減少，今年災難性的氣候事件就是很好的證明，例如歐洲的極端高溫、巴基斯坦的嚴重洪災、中國前所未有的干旱等。再保險商瑞士再保險公司（Swiss Re）曾經估計，到2050年，氣候變化將導致全球經濟產出損失23萬億美元。對許多高管而言，預測這些風險并不是為了取悅“覺醒的”投資者，而是為了保護公司的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