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生物燃料或空氣直接捕集技術，CCUS還可以實現“負排放”
生物燃料，例如BECCS（如木材顆粒和農業廢物）可以將植物吸收的二氧化碳，進行捕集和封存，創造了負排放的能源生產路徑。而直接空氣捕集技術（DAC），可以直接從大氣中提取二氧化碳，再通過CCUS技術將其封存，推動實現負排放目標。
因此，CCUS的角色已從過去一項儲備性、過渡性的新興技術，成為實現碳中和不可或缺的托底性技術，甚至是負排放的解決方案。
從成本構成看，CCS/CCUS技術的成本取決于工藝類型、捕獲技術、二氧化碳運輸和封存位置。
以碳捕集為例，這是最影響成本高低的環節，因為二氧化碳必須與氧氣、氮氣和甲烷等其他氣體分離，期間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水。
但這個環節的成本區間也非常寬，影響捕集成本的主要因子是煙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會因二氧化碳來源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氣體中的二氧化碳濃度越低，分離二氧化碳所需的能源需求就越高，從而導致成本升高。
在水泥生產場景中，可以從廢氣流中產生濃度較高、相對純凈二氧化碳的工業工藝，在配合使用中也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梁希也提到，天然氣處理、煤化工制氫單元產生的二氧化碳濃度在70%-80%以上，這部分二氧化碳分離的成本通常在20美元以下。
因此，CCUS技術對于工業領域減排而言，實際上是最便宜的選擇之一。對現有工業設備設施進行CCUS改造，有時會比使用替代技術建設新產能更具成本效益。
CCUS與主要低碳技術邊際減排成本對比。圖源：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
Adair Turner也表示，在某些生產場景下，碳捕獲和儲存可能是最便宜的生產方式。例如在現有技術條件下，如果天然氣足夠便宜，生產藍氫疊加CCUS技術會比生產綠氫的成本更低。
CCS/CCUS的未來市場增量空間很大，目前行業依舊遇到資金難題，梁希認為這項挑戰的根源在于氣候政策，更直觀點說就是碳價的問題。
“中國目前的碳價格比較低，會影響CCUS技術大規模部署的動力。如果現在的碳價（包括
碳市場、碳稅、財政補貼、碳排放績效考核等形式的政策工具）漲到500元一噸，企業自身減碳就可以賺到錢，或者說少交稅。企業會選擇合適的CCUS技術路徑，從而取得成本優勢和經濟效益。” 梁希說。
可以明顯看出，實現碳中和目標，并不是要討論誰該退出、誰該加入這么簡單，這并非一個二元問題，而是需要一個合理、高效的技術組合，以及相應的政策推行機制去推動深度減排。
CCS、CCUS技術作為一種解決碳排放問題的“丑小鴨”角色，目前仍在不斷承受非議。但如果不區分場景就“Say No”，實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激進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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